每个保住的工作要花 400 万，这笔账政府算得清吗？

就在 Whyalla 的故事落幕的同一天，澳洲科技界正在为另一个政府决策发出警报。财长 Jim Chalmers 上周五公布的研发税收抵免草案，给生物医药和医疗科技公司设置了 15 年上限，其他深科技公司更是只有 10 年。创业者、科学家和游说团体的反应几乎是一致的：这将让澳洲的创新倒退数十年，并降低进一步投资的意愿。

这条政策的逻辑乍看合理——政府不能无限期地补贴任何一家企业。但问题在于，它忽视了深科技和生物医药行业的现实：从基础研发到产品商业化，往往需要 15-20 年甚至更长时间。对一家正在研发癌症疗法或量子计算技术的公司来说，10 年的窗口意味着它要么在技术成熟前就失去税收支持，要么干脆不启动项目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Chalmers 同时放宽了创业者资本利得税优惠（取消了 1000 万澳元的终身上限），这本应是一个利好信号。但研发税收抵免的上限设置，几乎抵消了这个让步带来的积极效果。创业者们看到的是：政府在用一只手给糖、用另一只手设置倒计时。

对比 Whyalla 的 400 万每岗位和这里的 10-15 年上限，你会发现一个吊诡的现象：政府愿意为已经失去竞争力的传统产业无限兜底，却要给那些代表未来、尚未证明自己但可能创造下一代产业的企业设置严格的生命线。这不是在"挑选赢家"，而是在"挑选过去"。

这两条新闻放在一起看，指向的是同一个更大的问题：政府干预的边界在哪里？当 Ingenia 的股东面对 Warburg Pincus 的 29 亿敌意收购时，他们要做的是商业判断——接受 4.75 澳元的现金，还是相信管理层收购 Peet 后的增长故事。这是市场机制在起作用。

但当 Whyalla 这样的企业可以反复获得政府注资、当研发税收抵免的规则可以被政治考量随时调整时，市场规则就开始扭曲。那些没有政治筹码、没有"关键选区"背书的企业，只能在严格的商业逻辑下生存或死亡；而那些被视为"战略性"或"社会敏感"的企业,则可以用纳税人的钱为自己的商业失败买单。

ANZ 首席执行官 Matos 呼吁澳洲采取"商业化"移民政策，按国家所需技能定向引入移民。这个逻辑其实可以延伸到产业政策上：政府应该像企业招聘一样务实——明确标准、公开透明、定期评估、该淘汰时果断淘汰。

真正值得注意的是：每一笔政府救助背后，都有一个隐形的机会成本。那 400 万如果用在工人再培训、用在支持初创企业、用在基础设施升级上，会创造多少倍的社会价值？当我们为一个岗位花费 400 万、却给未来产业的研发设置 10 年倒计时时，我们实际上是在用纳税人的钱为过去的产业结构投票。

这不是说政府不该干预，而是说干预需要标准、需要纪律、需要愿意承认失败并及时止损的勇气。Whyalla 的 600 名工人最终还是失去了工作，但那几十亿已经花出去了。这笔账，迟早要有人算清楚。